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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保皇党变杨度的心路历程

百人牛牛APP 时间:2019年11月01日 22:11
1975年年底,周恩来总理饱受病魔摧残,生命之火日渐微弱之际,他嘱托秘书去办了一件事:在《辞海》上,给一个人的条目加上:“他最后加入了”。   杨度的中共党员身份之揭晓,源于1978年7月30日《人民日报》上发的一篇文章《难忘的记忆》,作者是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,他撰文怀念周恩来总理,其中有这么一段:   “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,有一天,派秘书来告诉我:当年袁世凯称帝时,‘筹安会六君子’的第一名杨度,最后参加了,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。总理说,请你告诉上海的《辞海》编辑部,《辞海》上若有‘杨度’条目,要把他最后加入的事写上。”   同一年9月6日,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的文章《关于杨度入党问题》:“杨度确是党员,确是同志。”同样在这一版,还刊登了夏衍的文章《杨度同志二三事》。   杨度(1874-1931),近代湖南湘潭人。字皙子。王贻运门生,留学日本。1902年(光绪二十八年)与杨笃生等创刊《游学译编》,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,任宪政编查馆提调。1907年主编《中国新报》(月刊),主张实行君主立宪,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。辛亥革命爆发后,受袁世凯指使,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。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,次年与孙毓筠、严复、刘师培、胡瑛、李燮和组织筹安会,策划恢复帝制。袁世凯死后被通缉。后倾向革命,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前后,他曾多方营救。晚年移居上海,加入中国互济会及其他进步团体。1929年秋加入中国,在下坚持党的工作。   但研究者认为,杨度并不是一个“反复无常”之人,偏偏,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。研究者张晶萍指出,杨度并非一个反复无常、道德品质败坏的小人,他的一些抉择之所以让人侧目,往往只是由于他作为书生的固执而已。   今人不能超越特殊的历史阶段去评价一位置身当年历史之中的人,袁世凯对杨度有知遇之恩,杨度对他寄予厚望。唐浩明在小说《旷代逸才杨度》中说到,即使是秉承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古训,杨度也甘愿为袁世凯驱驰,更何况袁世凯让他看到了“君宪救国”希望:衰老腐朽的中国,实行君主立宪,可望平稳地走上民主富强的现代化之路。只是,他的选择,已逆时代大势,一时身败名裂,在所难免。   事实上,当时对袁世凯寄予厚望的人,不在少数。学者谢本书所著《蔡锷大传》中,就写了蔡锷也曾经是袁世凯的坚定拥护者,他在从云南赴京任职时曾对部下表示:“现在总统袁世凯,原是我们的政敌,戊戌那年因为他临时告密,我们的师友,有的死、有的逃,现在想起来,犹有余痛。但衡量中国现在的情势,又非他不能维持。我此次入京,只有蠲除前嫌,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。”蔡锷甚至表示:“袁是中国的一个人才,能把中国治理好。”袁世凯称帝后,蔡锷才打消了对他的幻想,辗转回到云南,举起义旗。   蔡锷在变,杨度其实也在变。一个如此聪慧而又自负的人,在巨大的失败面前,不可能不反思。唐浩明在《旷代逸才杨度》中,写了袁世凯死后,杨度去湖南浏阳拜谒谭嗣同墓地,看到谭嗣同身后所受的尊崇,想到自己孜孜以求却背负一身骂名,不由失意至极,痛定思痛。夏衍也写道:“至少在他晚年,我认为他倒是很善于自我剖析的。他对我说过:‘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,一是辛亥革命时,我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,说黄兴可以和你(指孙中山)共事,我可不能和你合作,对这件事,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认过错;二是我一贯排满,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,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,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,我才改变了想法。’”   1917年6月,张勋率5000“辫子兵”进入北京,拥戴已退位的清末代皇帝溥仪复辟。这场闹剧只持续了12天。清廷曾一度邀请杨度入京参加,但出乎意料的是,杨度坚决拒绝,并通电痛斥张勋和掺和其间的康有为:“所可痛者,神圣之君宪主义,经此牺牲,永无再见之日。度伤心绝望,更无救国之方。从此披发入山,不愿再闻世事。”   与其说他“反复无常”,不如说他在“苦苦求索”。研究杨度,不可忽略的是:他始终是一个爱国者,因为爱国,而苦苦寻找救国之路。要知道,“若道中华国果亡,除非湖南人尽死”这句名言,版权所有者是杨度。   杨度之女杨云慧总结得很好:“一个爱国主义者所走过的道路,并不都是那么简单的,有的甚至非常曲折。但是,只要他真心爱国,即使像我父亲那样顽固的君主立宪派,最后还是捐弃了成见,投身到无产阶级阵营中来了。”   李大钊对杨度影响很大,让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。1927年,李大钊被捕。为了营救李大钊,杨度四处活动,竭力周旋。陶菊隐的《六君子传》中,详细写了这一过程。李大钊牺牲后,杨度悲痛不已,为他坚持真理、视死如归、为革命献身的伟大精神所感动。他以能与李大钊结为挚友为幸事,卖掉北京家里的值钱首饰,变卖了在青岛的房产,将所得金钱全部用来救济死难者家属,留下了“毁家纾难”的佳话,也激发了他加入中国的信念,迎来了人生最重大的改变。   杨云慧回忆说:“有一次谈到国家大事时,父亲颇有感触地说:‘要想救中国,我看只有才能做到。’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,也是第一次听到父亲说这样的线年,正值大革命失败后,中国革命转入低潮。夏衍回忆说,有人因为杨度入党而嘲讽他投机,“他曾对我说:‘我是在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,说我投机,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。’”   学者谢春涛把杨度入党的历史,收录进了《入党——40个人的信仰选择》一书。读他们的入党经历,会想到一个词:“殊途同归”。他们各自出身不同,教育不同,经历不同,在国家民族岌岌可危的黑暗年代里,在各种思潮、各种主义、各种党派纷繁复杂的背景下,他们曾经挣扎、彷徨、困惑,他们苦苦寻找,上下求索,甚至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,最终选择了信仰。   “杨度由著名保皇党一变成为,岂非咄咄怪事?其实也不怪。人总是会变的。杨度所处的时代,是风云变幻的时代,光绪皇帝要变法,失败了;民国成立了,从床底拉出个黎元洪当总统,也失败了。孙中山当了总统,北洋军阀又闹得不可开交,又推给袁世凯来做。袁世凯做总统还觉得不过瘾,又做了皇帝,最后还是失败。变来变去,中国还是在帝国主义、军阀割据的水深火热中。杨度目睹或参加了这些活动,终于毫无出路,他是深有感触的。”   杨度以写挽联著称,病逝前,他给自己写的挽联是:“帝道真如,如今都成过去事;匡民救国,继起自有后来人。”杨云慧感叹说:“父亲的一生,为了爱国救民,走了不少坎坷的道路,挨过不少讥讽嘲骂,跌倒了又爬起来,最后终于找到了真理,确认马克思主义是挽救中国的唯一指针。从此,父亲就放弃了一切旧观念,毁家纾难,不畏风险,不怕牺牲。”   今天,在上海的宋庆龄陵园,能看到杨度的墓地。杨度墓是在1986年重修的,当时已经年近九旬的夏衍没有参加仪式,但他写了一篇《续杨度同志二三事》,专程托人送到上海。   他写道:“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可以不自觉地沉沦下去,也可以领悟而来一次飞跃,杨度同志的飞跃是可贵的,他心安理得地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,所以在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以后,还有这么多人在怀念他,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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